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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r 写道 "据新华网报道，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我将里面提到的6篇文章整理在了Google Docs，供大家阅读。

 https://docs.google.com/View?docid=d7w7twp_965fhq3 mdcq

https://docs.google.com/View?docid=d7w7twp_966d5nx 9thr

https://docs.google.com/View?docid=d7w7twp_967gkjm 8jn5

https://docs.google.com/View?docid=d7w7twp_96889hq ccdg

https://docs.google.com/View?docid=d7w7twp_969dn46 65c4

https://docs.google.com/View?docid=d7w7twp_970m2jm htcg

评论有讲第七个和第八个为什么

bladerunner (497) 发表于 2009年5月31日 19时50分 星期日 (#38830)

( 最新日志: 2009年5月29日 03时19分 星期五 )

为什么总是你说为什么就为什么？

第八个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第七个为什么是为什么。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苏关系、高层决策和政治事件的回顾，集中对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梳理和阐释，意图阐明该谈判对于中苏关系缓和和正常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虽然并未得到实质性结果，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打破了中苏之间长期不相往来的僵局，为后期的关系缓和乃至正常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中苏关系/国家关系谈判/中苏关系缓和

一.中苏关系回顾

自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建国，即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带来相当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苏共给了中共极大的帮助，即使这种帮助某些情况下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但中国的革命成功，无论如何是离不开苏联的。

建国后，中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延续。但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歧乃至最终走向分裂和斗争。80年代后，中苏关系开始缓和，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我们大致可以对建国后中苏关系作以下的一个简介：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发展较好，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在我国经济建设方面提供了难得的援助，两国也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相互呼应，但也为日后的分歧埋下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如外交上的“一边倒”泛化成全方位的“一边倒”，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进行的斗争，1950年签订同盟条约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新疆和东北，苏联方面不赞成反对中国的“三面红旗”等等。产生分歧的原因根本在于两国的国力不等国情不同，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尽管中苏结盟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具有极重要之意义，但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同盟条约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60年代到70年代，中苏从分歧走向分裂，并进而斗争和冲突。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两国的关系从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其间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如1959中印边界冲突苏联事实上支持印度，1960年中苏大论战的开始，1960中苏边界冲突，1962伊犁暴乱数万人逃往苏联，等等。这一时期，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进而开始了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中苏论战的实质是随论战的进展是发展演变的、是大为不同的：在论战的初期，主旋律是中方争取平等；随着论战的发展演变，中苏从分歧到对抗、互相拆台；后来演变成为中苏双方争夺马列「正统」地位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李朝军)从诸多学者的研究看，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有“四个主要方面，即历史积怨，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和领导人个人因素。” (李明斌)从深层次上看，这实际上是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中国更是将苏斥为“社会帝国主义”，1965苏召开国际共运大会，中共和苏共两党分裂大势已趋。

文革十年，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乃至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凡是”期间，依旧把反“苏修”置于重要位置，中苏之间关系彻底冻结。苏联方面同样也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苏共二十五大时勃列日涅夫称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后备力量’”。 (刑广程 1279)。这个时期，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影响，我国对外政策严重左倾——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要彻底打击“苏修”。但这也是缘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当时国内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苏攻美守，我国的国际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苏联——1969年中苏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和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等秘密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次年尼克松访华铺路，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2年2月29日历史性会面。苏联闻讯之后也和尼克松展开峰会，中美苏形成三角关系。另一方面，从国际关系来说，中国率先跳出两极格局，也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进入到1979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即将到期，中苏关系何去何从，成为双方都极关注的问题。

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进程

a)   背景

1978年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双方关系更加紧张了。如苏联不能容忍华国锋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访问；对邓小平访美极为不满和恐慌，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反对中国武装教训越南；等等。但1979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中国与苏联在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规定：“有效期限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意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77)1979正是该条约期满前一年。在中方看来，虽然中苏同盟在建国初期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现在继续延长该条约没有任何必要和可能，原因一方面是两国关系恶化破裂乃至对抗，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同美日等国关系正常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将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不结盟的原则要求中国结束这样一个名存实亡的条约。

但与此对比的是苏联的态度。虽然中苏同盟早已瓦解甚至双方冲突，但这样一个条约存在，对苏联而言始终利大于弊，因为该条约对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牵制和约束作用。另外，苏联的中下层干部，大多经历过中苏友好时期，他们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实现正常化，认为该条约是中苏之间的纽带，是两国安全与友好的保障。

事实上，是否中止该条约，不仅在苏联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在中国知识界、外交界也引发了不少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中止条约，以保持中美苏三角关系，以防苏联别有用心；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苏关系应当缓和，而此种观点也很普遍，以至于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官员对是否中止条约问题也一直感到忐忑。 (云水 246)

b)  双方表态

1979年1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采访勃列日涅夫，其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勃氏说：“……中国领导人正在挑动我们撕毁这个条约。……就我们的意愿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假如北京领导人硬要走这一步，那么他们将在本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和平和进步力量面前承担全部严重责任。” (真理报 1979.1.16)显然，这实际上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一种政治讹诈。

此时的中国驻苏大使王幼平，在与使馆其他官员，经过反复的研讨后，向国内提出一项重要的建议——在终止同盟条约的同时，举行中苏两国国家关系谈判。该建议引起国内的高度重视。1979年3月14日，使馆政务参赞马叙生奉命回国，向外交部汇报工作，同时就如何处理条约问题与有关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 (云水 246)

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紧急约见苏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向其递交了一份正式外交照会，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正式通知苏联方面，即中国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在黄华递交的照会中，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王泰平 945)

c)   达成共识，筹备谈判

4月17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约见王幼平大使，转交苏联的外交复照：苏联表示愿意谈判，希望中方尽快向苏联告知谈判的题目和目标。5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向谢尔巴科夫递交了备忘录，并告知苏方，除边界谈判应继续进行外，还应就确定两国关系的准则，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谈判。6月4日，苏联方面回复，表示谈判级别为副部长或政府特命全权代表。 (王泰平 246)这样，两国就举行两国关系谈判达成共识。

6月24日，中国国务院任命刚上任的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为中方代表团团长、特派代表，外交部部长特别助理李汇川委副团长、副特派代表。7月21日，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办公室成立，7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式组成。代表团进驻钓鱼台。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代表团对苏的谈判方案和策略。邓小平指出：“要防止急于求成，谈不成没关系，马拉松没有坏处。”还强调：“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 (云水 250-251)

d)  五次预备会议

1979年9月23日，以王幼平为首的中方谈判代表团前往莫斯科。25日，拜会了苏方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伊利切夫希望9月27日双方能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实质性问题，并提出了关于会议程序的基本意见。很显然，伊氏希望速战速决，称中方代表团尚未准备好就主动出击，夺得谈判主动权。但王幼平团长提出27日线开一个预备性会议，双方协商会谈的议程和其他问题。王幼平的希望是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毕竟中苏之间互相封闭和敌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积累下的问题不少。最后双方就预备会议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正副团长及部分成员参加27日的预备会议。

1979年9月27日上午，在苏联外交部别墅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一次预备会议。双方就谈判的地点和谈判程序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议程问题上存在分歧，中方提出的议程是：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国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问题；根据谈判结果，拟订两国关系准则和制定相应的文件。苏方则对此表示拒绝，认为谈判不需要议程，并说：确立两国关系的法律基础，两国关系的准则和原则，是苏方同中方代表团首先应该讨论的问题。中方对此表示拒绝，因为在中方看来，如果接受了这一建议，就等于认可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使谈判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由于对实质性的议程问题存在争议，双方决定于第二天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议。

1979年9月28日，举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二次预备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谈判的议程问题。最终议程问题双方依旧没有取得进展，中方坚持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国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问题，然后讨论和解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某乙、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问题，最后再根据谈判的结果，拟定两国关系的准则和相应的文件。但苏方同样坚持要先制定两国关系原则，包括关于双方不承认任何人在世界事务中谋求特殊的权利或霸权的条款；据此，在讨论和制订总的原则后，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发展贸易、科技联系和文化交流。

对于议程问题，苏方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先绕开对其不利的“障碍”问题，空谈所谓实质性的“原则”问题。但对于中方而言，中苏两国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问题，才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和先决条件，除此之外，谈任何问题都是空谈。

于是，预备会议开成了马拉松。中苏双方代表团分别于10月3日和5日召开了第三次和第四次预备会议。但这两次预备会议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依旧在议程方面纠结着。

预备会议开到第五次，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在这次会议上，终于有了峰回路转的变化。王幼平强调，双方在交换文件过程中提出的各项问题，都应该列入议程，由双方平等地进行讨论。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在谈判过程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各自认为有必要提出的问题。”

e)   正式谈判

1979年10月17日，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举行。这次会议上，双方基本上表明了立场，摸清了对方底细。苏方提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即以为苏中关系打下政治法律基础为谈判的主要的、迫切的问题。这个草案，只讲一般原则，而避开了两国关系目前的具体问题。中方提出了后来所称的“三大障碍”——苏联在与中国毗邻地区屯兵的问题；苏联在蒙古的驻军问题；苏联支持越南对中国武装挑衅和其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占领——和中苏边界问题，并进一步对这些问题提出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建议中还涉及了关于双方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的内容。

10月25日，双方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拉开了双方争论的序幕。伊利切夫首先发言，大谈苏联草案的精神，并强调“苏联自己和过去都没有任何霸权主义的意图和打算，所以它坚决地和一贯地反对任何方面的霸权主义政策。”随后，他开始批判中方提出的建议，指责中方提出的建议是在为谈判设置先决条件，“要求苏联单方面实现中方需要的和对中方有利的措施”，坚决反对将第三国问题纳入谈判问题之中。伊利切夫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一股脑都推给了中国。王幼平反驳了伊利切夫的发言，指责苏联蓄意歪曲中方的立场，和苏联实质上在向中方提出最后通牒。会议就此结束。

11月2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王幼平列举了苏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事实，指出苏方将意识形态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和越南缔结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对中国进行从南到北的军事威胁，搞霸权主义。并强调，中方所建议讨论的仅仅是苏联利用和支持同中国接壤的第三国进行军事威胁的问题，这恰恰属于中苏双边关系的范围。伊利切夫否认中方的指责，认为这都是中方的捏造。王幼平指出，在苏联看来，如果与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就可以派兵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这完全是苏联霸权主义的表现。与其空谈改善两国关系10年来恶化的原因，不如就苏联取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进行讨论。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就这样在双方互相指责的气氛中历经五轮，但双方互不相让始终坚持各自的立场，并为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

11月30日，双方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由于中苏方面都存在原则性的对立路线，双方都同意结束本轮国家关系谈判。12月3日。中苏双方谈判代表举行了临别会谈，商定下轮会谈在北京举行，具体时间由外交渠道来进行确认。

从总体上看，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是在友好的气氛下举行的，尽管双方在会谈中的意见和立场存在巨大分歧。本轮谈判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这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其意义在于，这是中苏双方自1969年以来的首次接触。对此，王幼平说：“两国代表经过谈判，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各自充分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也了解对方的立场，这对今后的谈判是有益的。” (范振水 156)

f)   第二次谈判流产

中苏国家关系第二轮谈判原定于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但由于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对中国西部地区直接构成军事威胁，谈判被迫中断。

三.后续发展简要

a)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

由于1979年末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使得苏联陷入阿战泥潭——尤其是经济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储金十分尴尬和孤立；同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全面展开，对内和对外政策都进行了大幅的调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勃列日涅夫决定与中国修好。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呼吁中苏关系正常化。勃列日涅夫表示：一是“不否认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二是表示完全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三是苏联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建议恢复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四是苏联准备不附带先决条件地就全面改善双边关系与中国达成协议。 (真理报)

对此，3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回应：“我们注意到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钱其琛 4)

b)  漫长的副部长级政治磋商

1982年8月20日，进过多轮外交渠道的协商后，中苏双方决定重新开始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为有别于1979年的谈判，此次谈判成为副部长级政治磋商。

尽管双方都同意就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会谈，但实际上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1982年10月开始，直到1988年10月结束，副部长级政治磋商历经十二轮，历时近6年。

c)   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苏两国间的经历了20年左右的激烈对抗；在80年代大约10年的过渡时期，通过副部长级政治磋商、“葬礼外交”和随着中苏缓和而超前发展的民间交往等等，中苏恢复了高层对话，“三大障碍”和边界问题也相继得到解决，1988年钱其琛外长访苏，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两党关系终于恢复了正常化。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是否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俄罗斯则重点关注北约东扩。由于此国际地缘政治气候的变化，两国关系日益亲密。1993年双方基本解决边境问题，1996年中国、俄国、以及几个其他的前苏联共和国组成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中俄举行第一次合作军事演习。” (中苏交恶)

四.相关文献简述

这里集中一节出来主要对本文所引用和参考的主要文献资料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a)   《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和《王幼平同志回忆1979年中苏国家关系谈判》

《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作者云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王幼平同志回忆1979年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作者范振水，出自《新中国外交风云：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这一本纪实和一篇回忆录，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关于1979年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仅有的详细的实证性文字材料，目前大多数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相关的学术文献都引用这两部文字材料。《出》是纪实风格，但事件较为详细，《王》则较为简略，但其中引述了王幼平较多的意见，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中苏关系史纲》的撰稿人认为这两本书应出自同一作者，从内容上看的确是这样，云水和范振水的关系也比较明显。

b)  《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

作者马叙生，载《百年潮》1999年第四期。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这篇文章也有简略的涉及。马叙生是当年参加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中方谈判代表团团员，并参与历次的会议。他的记述比较简略，同《出》文和《王》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电子版可参看http://bnc.qikan.com/ArticleView.aspx?titleid=banc19990405或http://euroasia.cass.cn/2006Russia/data/data082.htm

书目

世界知识出版社,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中苏交恶.” 2009年5月24日.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009年5月30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B%8F%E4%BA%A4%E6%81%B6>.

云水. 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 第一版.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刑广程.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1979年至1984年).” 刑广程. 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四分册. 第2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334-1358.

李明斌. “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综述.” 2006年1月5日.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09年5月26日 <http://myy.cass.cn/file/2006010517532.html>.

李朝军. “從爭取平等到爭奪領導權──從中蘇論戰的主題演變看其實質.” 2005年12月30日.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9年5月26日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9025.htm>.

杨奎松, 以及其他人. 中苏关系史纲. 编辑 沈志华. 第一版.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杨闯, 高飞 和 冯玉军. 百年中俄关系. 编辑 杨闯 和 周启鹏. 第一版.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王泰平, 编辑 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真理报. 真理报Правда 1979年1月16日.

范振水. “王幼平同志回忆1979年中苏国家关系谈判.”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四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钱其琛. 外交十记. 第一版.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马叙生. “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 百年潮 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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